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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王》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性善恶问题

发布时间:2018-09-12| 来源:未知 |

原标题:《鱼王》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性善恶问题

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一部抒情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长篇小说,作者将人物置于大自然背景前,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了人性善恶问题。《鱼王》是体现作者自身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它完全抛弃了小说艺术情节构思的方法,是由十二篇异彩纷呈的故事组成,作家用自白的叙事、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将之演绎。

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一部抒情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长篇小说,作者将人物置于大自然背景前,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了人性善恶问题。在作品中,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借鉴现代派创作方法,情节趋向弱化,并运用象征、寓意等多种假定性艺术手段,通过“自然人”与“反自然人”的对照,表达了抑恶扬善的哲理主旨。《鱼王》是体现作者自身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它完全抛弃了小说艺术情节构思的方法,是由十二篇异彩纷呈的故事组成,作家用自白的叙事、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将之演绎。

《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作者把它的体裁界定为“寓于短篇小说中的叙述”。其中有的篇章是作者的经历,有的则是作者的见闻,没有贯串始终的主人公,没有精心编织的情节,似散文,又似小说。这种无拘无束的结构和行文方式使作者得以随心所欲地概括生活真实,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阿斯塔菲耶夫极善描写。无论是原始森林的夜晚,还是奥巴里哈河上的垂钓,无论是鲍耶的秉性,还是形形色色的偷鱼者,一经他的点染,便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细腻和活力。例如下面这段把自然人格化的文学就相当精彩;被波涛席卷而去的“百合花绽开了色彩鲜艳的唇瓣,象是在呼喊。它在向无边无垠的大森林告别,而森林正应和着雨声奏出使人感到宁静的旋律,树叶和荒草郁郁寡欢地舒展着叶瓣,连针叶也变得蔫蔫的。”即便蚊子叮咬的细节也会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这不是那种贵族元老气派的俄罗斯蚊子,先要低吟慢唱,手舞足蹈个够了,然后才懒洋洋地叮你一口。不是的,这种北方的,饿瘪了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野性十足的东西,一下子扑上来,一声不哼地碰上什么就叮螫什么,这能叫长角鹿踣地不起,能使人痛苦万状。”作者的议论兼有抒情和哲理。撒在地上的牛奶吸引他,因为牛奶尽管“遭到践踏,却始终倔强地保持着自身的洁白”。河鱼香食牛虻,引出“自然界自会在善恶之间制造平衡”的咏叹。一只蚊子被揿死在窗上,在他看来却意味着难以理解的生死之谜,“窗玻璃的一面淌着红色的血,另一面却是明澈的雨。它们顺着玻璃流淌,轨迹有重合的,间或曲折相交,但是血的污流和两水的清流虽然交叉重叠,却相互冲刷不掉。”作者从日常生活情景中开掘出来的涵义,使小说不时横生出另一番意境和情趣。

12个短篇形似生活,其实都在刻意追求特定的象征意义。 《鲍加尼达村的鱼场》喻示自然哺育人类。 《黑羽翻飞》 中大量捕杀雷鸟后在楚什镇池塘周围堆积起来的黑色羽老,“象是送葬的花圈”,戕害自然无异毁灭人类本身。在对大自然的恣意掠夺中,作者看到了爱的丧失,人性的堕落。在他笔下,对自然的态度幻化出一条区分善恶的标准。阿基姆爱自然,他的善心拯救了频临死亡的艾丽雅,盖尔采夫恨自然,他的狠毒使他成了糟踏女性的恶魔。掠夺自然,必遭自然的惩罚。这种惩罚一方面是自然本身的惩罚,者或是原先鲟鱼多得象劈柴,一尾摞一尾的河里,如今鲟鱼几近绝迹,者或是寓言式的喻示,身受重伤的鱼王把伊格纳齐依奇拖进水里,使他遭受同样的命运;另一方面则是以人的道德水准下降的形式出现,人忘记了应该怎样做人,就必然成为他人的灾祸,或者象那个司机,酒后驾车,压死柯曼多尔的爱女塔依卡,或者象偷鱼人格罗霍塔洛,听到“恩师”库克林遇难呼救,躲在一边不去搭救。保护自然实际上也是保护人们的心灵。伊格纳齐伊奇对鱼王的祝福折射出他心灵的净化。在转变对自然的态度中,作者悟出了一条改善人们自身的路。12个短篇各色各样,相对独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似乎十分松散。但它们全部围绕着人和自然的问题,又是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展开不同的侧面,因此合在一起,便从松散下面显露出连贯的内容,显露出一个大的意象,即世界往何处去?人们企望“过得快快活活”。这种希翼穿越所有的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为此人们改造自然,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然而就在获取的同时,人们却在丧失,丧失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天然的美味,奇异的景观,野外的乐趣,安静的环境……甚至美好的感情。”到何年何月我们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学会给予自然些什么?到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学会象操持有方的当家人那样,管好自己的家业?”西伯利亚正在改变模样。作者每次飞越它的上空,都有一种和它永别的惆怅。全书末尾对时代所作的14项评判,道出了获取和丧失以及诸如此类的矛盾在这个世界上的统一。人们只有一个地球。它将在这些矛盾中生存还是毁灭?这疑虑不单属于作者,它属于全人类。

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体现作者自身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它完全抛弃了小说艺术情节构思的方法,是由十二篇异彩纷呈的故事组成,作家用自白的叙事、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将之演绎。由于看的是译本,我们看不到此书成型的过程以及作者的修改之处。可在阿斯塔菲耶夫斯基的随笔中我们发现此书的写作过程和问世都是那么的步履维坚。当《鱼王》第一部在杂志连载时,许多段落消失了,由于创作的劳顿,作家病倒进了医院。这时仍有编辑不断打来电话,和他协调要删去的内容,作者则在病床上违心地照着形势的需要,做报告般口述着补写的部分。作者很清楚编辑朋友们的苦衷,如果那期杂志出了问题,不能顺利出刊,或被抓住把柄,丢了饭碗,让他们丧失一切福利,那可是不得了。

比这于阿斯塔菲耶夫诗人米沃什描述的更令人凄惶:“每台打开的电视,每张拿在手中的报纸,都引起了怜悯和恐怖,但都是可笑的怜悯,可笑的恐怖。我也不例外:例如我听说某个极权国家的警察逮捕了一大串人,却装扮成医生和护士,还把他们的警车漆上红十字,好看起来像救护车,这时我虽然同情恐怖的牺牲者,却忍不住让讽刺的痉挛扭歪我的脸。那些被逮捕者给打得昏死过去,然后被“护士”的担架抬走。正如屡见不鲜的情况,现实的梦魇般的不合理已经剥夺了讽刺家们最大胆的幻想。”米沃什流亡巴黎后到美国一直用波兰语写作,他从来不刻意讨西方欢心,保持自己的话语方式,他一直关注的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拒绝遗忘真理,见证历史,拯救时间,这样的主题贯穿了他的诗歌。他认为“诗歌即使其题材与叙述口吻与周围现实完全分离,要是一样能够顽强存在,那是令我激赏的诗歌。有力度的诗,或是一首抒情诗,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一种现实。”米氏的诗歌风格就是:坚忍、硬朗、朴素、沉郁。正如陶渊明的那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也是我一直追崇的风格:不要过分的渲染和铺陈,把所有的激情和思考压缩在简约化的生活罐头中,始终保持一种随时释放的张力而又极力控制它的冲动,那种淡淡的味道持久而深沉地震撼你的灵魂而非单纯的视觉。他用诗歌给近一个世纪写了注脚,那些充满正义的句子至今掷地有声。

恰达耶夫是俄罗斯民族觉醒最早的思想家之一,他想解决的是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也就是民族精神自觉的问题。读者看到他的文章,把他斥为民族的“敌人”和“叛徒”,这个大多数晓得,但是很少人了解此后很长时间他采用一种密写的方法创作,写后手稿藏于自己图书室各个不同书页里,沙皇宪兵没有发觉这些带有炸药性的文字。恰达耶夫死去了,他的图书室没人动过,上世纪20年代这些手稿被发现,30年代沙霍夫斯基整理完毕想出版,可他就在这当口被捕入狱,现在这些手稿秘密地存放于“普希金之家”,恰达耶夫创造了一个作家作品被扼杀的记录,逝世110年,作品还未发表,至此为止,写了就写了。索尔仁尼琴欣赏恰达耶夫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给杂志投稿批评巴乌斯托夫斯基了,他谴责那些目睹巨大黑暗年代的作家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只是说些鸡零狗碎,用舒缓的油膏粘住我们的眼睛,我们今后也看不到真理。本人研读过巴氏不少后期作品,严格地说是“抒情散文”或“诗味小说” ,他描写的人物写善多写恶少,小说避免写重大的冲突,即使是小的冲突也予以缓解,他追求一种平淡和素朴。他的《卡拉—博加兹海湾》真实可感,含味隽永,用游记的形式写成起起落落的故事。后来他在创作谈《金蔷薇》里写了创作此篇小说的幕后背景,他想去里海却没有钱,找到数家出版社寻求赞助,还有个社长取笑他,说傻子才会支持他。后来他费了很大力气弄到一笔钱,可到阿斯特拉罕,川资用光被困在那里,他为了继续走不得不给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随笔。巴氏用自己方式寻求创作的可能,他在社会夹缝中创造属于内心的文字,他在《文学肖像》里写亚历山大•格林经历的流浪、牢狱、病痛、饥饿、凌辱等种种不幸,写离经叛道的王尔德到晚年遭遇牢狱之灾才意识到,美只有在与平等以及善良结合的时候,人才有意义。

巴乌斯托夫斯基还为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这样受争议的作家正言,说布尔加科夫是个真诚从未背叛自我度过并不轻松一生的人,他对巴别尔则充满敬仰,这个具有巨大天赋的作家是他步入生活的通行证。诚然巴氏的文章没有索尔仁尼琴那种对社会敲骨击髓式的揭露,他采取克制隐晦的方式。索尔仁尼琴在晚年他的文章坦然笃定,远没有早期的激烈情绪,他写闪电劈开一半树干,另一半还站立着,我们也是这样:当良心惩罚的打击来临,穿透整个肌体,且伴随一生,有的人在这以后还能挺住,有的人却不能。诚然在那个时代,比如曼德尔施塔姆这些诗人几乎必须以全部精力和生命承受前所未有的迫害、恐怖和血腥。而现在我们的时代却到了“没有文学”的境况,或者说“不是这个时代”,阿斯塔菲耶夫和米沃什还有索尔仁尼琴抒写的时代离我们那么久远,我们被商业资本冲击得没有功夫停下来思考,作家也没谁关注这个时代,有些人则致力于歪曲历史,恶搞先贤。被肉体和金钱蛊惑的人们也懒得用自己的头脑留心他人,而作家呢?谁去记录下这个社会躁动的现实,谁则开创了一个时代。在这个幽暗的隧道你穿行的越远,冲出隧道时你越会感受到光的强烈。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是苏联当代著名抒情小说作家。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奥夫相卡村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早逝。先由祖母抚养,后来进了孤儿院。参加过卫国战争。1951年开始发表展作品。中篇《山口》 、《老橡树》(1959)为作家带来声誉。《流星》(1960)写卫国战争期间一对男女青年在军医院相识并且相爱,然而出于对生活的责任感未成眷属的故事。 《偷窃》 (1966)以孤儿院里两次互为因果的偷窃为线索,描写一群性格迥异的孤儿和在他们身上萌生的“俄罗斯的怜悯心”。 《牧童和牧女》 (1971)被作者称为“现代牧歌”,主人公负伤后,在对恋人的苦苦思念中死去,表现超平战争的残酷之上的人性的力量。由23个短篇和一部中篇组成的系列小说 《最后的致敬》 (1957—1977)贯串着作家对生活中稳定的道德价值的关注。作品在展示主人公维佳成长的同时,刻画了一系列普通的俄罗斯人形象,其中祖母象征着“人的不朽,人民的生命力和人民永恒的记忆”。作家的几次故乡之行产生了《鱼王》(1972—1975,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 《悲伤的侦探》 (1986)揭示苏联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和犯罪行为。此外著有 《士兵和母亲》 、 《老马》 、 《枞树枝》 、 《一片落叶》等短篇。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往往取材于自己的经历,插有抒情性的议论,创造出一种熔小说和抒情散文于一炉的独特风格。他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从原始森林直至战争前沿),善于描写农家孩子的童年,善于描写自然,并以自己的想象贼予它灵性。但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在是一位人性的诗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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